总部设在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近日发布题为《奥巴马政府与媒体：美国后“9·11”时代的泄密调查和监控》的调查报告，称奥巴马政府防止泄密、控制信息的强硬手段正对美国新闻的自由与民主构成威胁，这与他所承诺的“透明与开放的政府”背道而驰。“棱镜”项目曝光后，美国情报机构和政府工作人员更是三缄其口，连不涉及机密的信息也不愿和记者讨论，仿佛有无数双眼睛监视着他们。
信息监控干扰正常工作
保护记者委员会对数十名从业30多年的媒体人士进行访谈后得出结论，白宫的政策严重阻碍了记者与采访者之间的交流，众多新闻记者指出他们和美国政府的关系恶化到难以开展工作的程度，因此委员会请《华盛顿邮报》执行编辑莱昂纳多·唐尼执笔，就美国新闻状况展开调查。该委员会总部设在纽约，原本主要关注国外的新闻自由状况，这是其首次发布有关美国新闻自由状况的报告。
报告指出，美国政府对于嫌疑泄密者的调查，加上广泛的电子监控项目，让政府工作人员对和媒体谈话空前谨慎。那些可能掌握了国家涉密信息并与媒体谈话的政府工作人员将受到调查，包括接受测谎及对其电话和邮件过滤审查。报告描述了奥巴马执政以来就机密信息泄露发起的刑事指控是历届政府加起来的3倍。政府通过所谓“内部威胁项目”，要求联邦工作人员监控他们同事的一举一动和电子通信记录，白宫就控制信息，包括滥用政府控制媒体以逃避媒体监管，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唐尼说，美国当局根据《间谍法》起诉了6名政府官员和2名雇员，控告他们向媒体泄密，其中包括前国家安全局前雇员斯诺登。
严厉的法律程序不仅针对政府工作人员，矛头更是指向了记者。记者的电话通信记录和邮件被司法部掌握；一名福克斯新闻的记者被称作是泄密者的“教唆、协同和帮助犯”，另一名《纽约时报》的工作人员被要求作出不利于被告的证词，否则就会坐牢。根据报告，数不清的华盛顿记者称政府工作人员现在根本不愿讨论“哪怕是没有涉密”的信息，因为国家的严密监控，他们知道记者可能没有办法保护“线人”。
研究国家安全问题的记者杰弗瑞·史密斯说，“我现在害怕给别人打电话，因为它意味着我的所有电话记录和邮件都可能受到监视。”《纽约时报》记者斯考特·肖恩说，“现在我们面临很严峻的问题，人们生怕说错话而受到制裁。在涉密信息和非涉密信息之间有一个灰色地带，在原来的采访中，很多受访者可以在那个灰色地带披露信息。但是现在，他们已经不敢进入那个区域了。”
美联社100多名记者的电话通信记录被秘密审查。他们的高级编辑表示，受访者现在都变得神经敏感和十分冷淡，且并不仅仅在国家安全方面的报道上。奥巴马政府“极端地控制”媒体，并且“极端地不愿意”受到媒体干预。
同时，一些政府机构的新闻发言人现在对于记者的提问经常是不回应或者敌对的状态，哪怕记者是受到政府指派而来。记者们表示对奥巴马政府所谓“最开放和透明政府”的承诺表示非常失望。《纽约时报》驻华盛顿首席记者大卫·桑格说，这是他所采访过最封闭、最控制狂的一届政府。
滥用特权逃避媒体监督
奥巴马政府利用社交媒体、在线视频和他的个人网站为公众提供各种“官方信息”和政府数据，但是这些信息都是政府的一己之见，而且许多是记者不需要的。“政府应该透明”，奥巴马一再强调，但报告暗示这种透明绝不仅是政府单向地公布信息。奥巴马利用网络和公关团队打造个人形象，在社交网站上设立官方账号，在竞选和执政后在这些社交媒体上第一时间发布白宫工作人员为其拍摄的总统照片、视频和文字。
自从美国陆军士兵布拉德利·曼宁在2011年将美国政府机密文件泄露给“维基解密”网站以后，美国政府专门推出了一个“内部威胁计划”，通过监控帮助各大情报机构阻止员工泄露内部消息。该项目会对情报机构工作人员的可信度进行评估，同时设立了对破坏协议和未及时上报出现漏洞的惩罚；外泄信息者则会受到间谍罪的指控。
据美国媒体报道，内部威胁计划针对情报员工进行监控，造成了员工之间的不信任。五角大楼一位匿名人士称，政府不仅严密监视“高风险”员工，还会对“看起来闷闷不乐”的员工进行监控。“棱镜”项目的曝光可能是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内部威胁”百密一疏的结果，但从政府对斯诺登的强硬就可以看出美国政府对于政府泄密者的态度。《纽约时报》编辑玛格丽特·沙利文毫不掩饰地指出，“这是最秘密、新闻自由攻击最多的一届政府”。
《华盛顿邮报》曾把美国后“9·11”时代称为情报机构和军队、反恐等其他美国政府部门组成的“绝密美国”，根据斯诺登向《华盛顿邮报》披露的信息，美国16个情报部门在2013财年就拥有超过500亿美元的“黑色预算”。秘密的监控计划无限制地在全国甚至全世界范围内扩展。到2011年，400万美国人因为接触涉密档案受到审查，越来越多的信息被归为涉密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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