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养老保险制度为什么必须维持如此高的费率，业内分析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是1997年建立部分积累制的“统账结合”制度时，企业替政府分担了转制成本，该成本政府一直没有偿还;二是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赡养率在上升。

　　养老金高费率降与不降的两难抉择

　　2015年内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的费率先后降低，但一共不到2个百分点的降幅，对近40%的五项社会保险费率来说不过是“毛毛雨”。当前企业最迫切的呼声是尽快降低养老金费率。

　　养老金高费率不仅伤害到了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性，也成为阻碍中国经济向好的“绊脚石”。对于大量中小企业来说，过高的养老费率会让它们陷于两难处境——逃费为违法行为，也没法向员工交代;若按规定缴费，高额的人力成本是它们不能承受之重。

　　从目前情况来看，由于很多省份养老金收支状况恶化，降低费率必然会加剧基金的收支不平衡。养老金费率居高难下的根源是政府未偿还转制成本以及制度赡养率急升，下一步若不进行划拨国有资产、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等强有力的改革措施，降低养老金费率恐步履艰难。

　　“五险”费率达工资总额近四成

　　中国社保体系主要由“五险一金”组成。其中，养老保险总费率28%(单位缴费20%、个人缴费8%)、医疗保险8%(单位缴费6%、个人缴费2%)、失业保险费率2%(单位个人比例各省自定)，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由单位缴费个人不缴，工伤保险平均费率为0.75%，生育保险的平均费率为不超过0.5%。

　　如此算来，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五险”的总费率已达到企业工资总额的39.25%。其中，企业负担为28.25%，个人负担为11%。高昂的制度成本，阻碍了民营企业和科技企业的创新。

　　近年来企业家们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决策层反映社保费率过高的问题。新东方董事长俞敏洪在今年“两会”时的提案指出，我国目前社保缴费基准过高，且缴费基准各地每年10%以上的刚性增长，超过了大多数企业盈利增长的速度。

　　俞敏洪建议降低企业和个人的社保费率，尤其是占“大头”的养老保险费率应尽快适度降低，防止缴费标准过高导致“杀鸡取卵”现象的发生。

　　TCL集团董事长李东生在今年两会期间给出了关于工资的三个数：职工税前工资3000元，实际到手2550元，而企业实际付出的是3800元。算起来就是，剩余的部分缴纳了“五险一金”。这意味着，企业每付出一块钱，职工只能拿到6角。

　　这五项社会保险中，养老保险费率过高最受诟病。目前，我国基本养老保险总费率为工资总额的28%，制度设计上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企业缴纳20%进入社会统筹用于现收现付，给退休人员发养老金;个人每月从工资中扣除8%进入个人账户，本意是用于为未来养老积累，但由于企业交的统筹基金不够用，个人账户的资金也被挪用为退休人员发放养老金。

　　个人账户空账运行意味着中国现行所谓“统账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是一个总费率高达28%的现收现付计划。

　　　　与人口结构不相称的费率

　　从1986年到2005年养老保险改革的历史可以看出，中国养老金的费率一路上升。

　　1986年出台的《国营企业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规定总费率为18%(企业缴费15%);1995年出台的《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规定总费率为26%(企业缴费23%);2005年《国务院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规定总费率为28%(企业缴费20%)。

　　这些年，按照以支定收的原则来提高费率，导致中国的养老金费率已经高到了与中国人口结构不相称的程度。中国目前不过是老龄化的第一阶段，费率已经高达28%。2012年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老龄化第三阶段)的德国，费率为企业工资总额的19.6%。

　　根据联合国的标准，按照老龄化人口的占比，将老龄社会分为“进入”、“深度”、“超级”三个阶段。中国于2000年左右进入老龄社会，预计在2025年左右进入深度老龄社会，2035年左右进入超级老龄社会。

　　根据社会发展的时间表观察各国养老金费率水平，在深度老龄化社会期间约为12%——16%，步入超级老龄化社会之前控制在20%以下。而且，主要发达国家在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之前，均锁定低于20%养老金费率。